编者按：他们都曾是各地的高考状元，以傲人的高考成绩跨进名校门槛，令师长和家人引以为傲。然而，“状元”却仅是一顶外表光鲜的帽子，在理想与现实的拼搏中，成败滋味冷暖自知。“状元人生”讲述的不仅有“状元”高考的心路历程，也向我们展示了“状元”进入高校或社会后所遭遇的现实人生。或许正如一篇文章题目所言：“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跳跃”，高考之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
我是1978年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的文科状元，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。我曾获得荷兰计算机硕士学位，现在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从事计算机工作。
我没有念完小学，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被学校“开除”。其后，我在一家工厂当了锻工。
“文革”时的文化补习主要有两条途径：我父亲原来在北京有满满8书架的书，来山西后卖了一半，另外一半在“文革”期间被红卫兵烧毁，只剩下一槅，除了一本《康熙字典》以外，全是英文版、俄文版的马列著作了。有人说过最好的教材莫过于“大英百科全书”，而我的教材就是《康熙字典》。“文革”十多年，我看了十多年康熙字典，我几乎能把整个字典背下来了，扎实的语文功底正是得益于此。
我父亲虽遭不幸，但把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，平时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。记得“文革”时我们家的春节过得很特殊，别人家“叮叮当当”剁馅包饺子，但我家却鸦雀无声，人人动笔写文章，每人一篇，体裁不限，自拟题目，父母任评委，奖品是几块水果糖和两毛钱。我认真，我妹妹娇气，得不上奖，耍赖，哭。我爸爸妈妈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每每偏向她，让她获得“优秀奖”，我常为此和他们闹意见。
1978年我参加高考前复习功课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也没有老师，更没有课本。我父亲从北京给我买回一套18本的自学丛书，它成了我惟一的老师。我给自己订了一套学习计划，每天都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。
我是个锻工，整天不是抡18磅的大锤，就是操作“呼咚呼咚”的空气锤，别说热、累、苦、紧张了，就是想学习，也难得有时间。锻工车间里有个长长方方的放大铁钳、大铁锤的工具柜，它就是我“避难学习的黄金屋”。工闲时，我就躺在柜子里看书。开会了，班组长和师傅们怎么也找不到我。年轻的工友找我闲聊，也找不到我。有时下班，我也不知道，常常肚子饿了，才从柜子里爬出来，那时工房内已是一片漆黑，外面已是满天群星了。
后来我成了状元，晋东南长治市教育局的领导来我家“参观学习”。他们问：“你是怎么学的，考得那么好？”当时我住的房子里挂满了历史、地理地图，我就给他们演示了一番，左手拿一本书，右手手里拿着小棍子，指到图中的任意一个地方，而后自言自语的叙述与那个地方有关的人文地理、政治文化，棍子指到哪里，我就讲到哪里，融会贯通，游刃有余，让参观的领导叹为观止。
1978年上了考场，我一点都不紧张，虽然我没有上过正规的中学，但我的语文、地理、历史、数学的高考成绩几乎全是满分。
现在的学生，包括那些高考状元，他们的生活环境、学习环境、招生录取的环境和我们那时相比，真是天地之别，比我们要强百倍、千倍。但是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———凡是获得成功的人，都得自强不息，奋力拼搏！
